2017年10月，老邓（化名）伙同张三（化名）、李四（化名）签订虚假的结算单等相关单据，捏造了张三、李四承包北京光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化名）位于平谷区回迁房项目部分建筑工程的事实，随后老邓指使张三、李四分别向平谷区人民法院起诉光明公司索要劳务费500余万元。
2018年法院判决光明公司支付李四工程款300余万元、支付张三工程款200余万元，光明公司上诉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上述原判。
光明公司认为自己之前就已经将工程款结清了，不应再支付上述款项，故一直未执行法院判决。
而且据光明公司的工作人员了解，在工地现场从未见过张三和李四，张三、李四并未实际承担承揽工程的工作，于是在2018年4月，光明公司的总经理以上述民事案件中老邓、张三、李四三人存在捏造结款单据、诈骗等行为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
经审查认定，我院以虚假诉讼罪对老邓、张三和李四依法提起公诉，最终平谷区人民法院判处老邓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判处张三有期徒刑八个月，罚金人民币八千元；判处李四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表面上看来，本案只是简单的一起债权债务纠纷案件，怎么会牵涉到刑事犯罪呢？
嫌疑人李某某没有开车却被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原来危险驾驶罪不只是酒驾和追逐竞驶……
案情回顾
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经张某某介绍，以人民币5900元/吨的价格向燕某某经营的北京某工贸有限公司出售甲苯6吨多，用于合法生产经营。李某某明知物流公司司机王某某驾驶普通货车，却向其隐瞒所运输物品为危险化学品的事实，导致王某某客观上实施了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王某某驾驶装载6吨多甲苯的普通货车行驶至某公安检查站时，被民警查获。经检测，李某某向燕某某经营的公司出售并让王某某运输的液体成分98.01%为甲苯，经鉴定属于危险化学品。随后，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主动到案。
本案中，被告人李某某虽主动到案，但在前期讯问过程中拒不供认自己实施了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的行为，其辩解称其出售并让物流公司司机运输的是乙酸甲酯，而非甲苯，买方向其购买的也是乙酸甲酯，而乙酸甲酯不属于易制毒物品，因此其没有犯罪。
【引言】
多年后，站在珞珈山上樱花树下，我准会想起从南极回到国内的那天下午。当时，举国上下笼罩在新冠病毒的恐怖之中，从北京回西安的航班和高铁均被取消，辗转搭上绿皮火车，车厢在春运之时竟空荡的如同专列。
近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印发了《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指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建设法治乡村重大任务。《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对法治乡村建设提出明确要求。
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讯 3月24日，北京市高通律师事务所发布消息称，已于3月23日发出律师函，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使用 “中国病毒”这一对中国污名化的称呼，并向14亿中国人赔礼道歉。
作者：廖丽芳
【案情】
2017年11月5日，李某在某公司场地内经营的某食品店购买了冬虫夏草精品酒，价值416元，某公司出具了购物小票及发票。冬虫夏草精品酒外包装上载明：“冬虫夏草，酒精度38%vol，净含量500ml，中国著名品牌，某某酒业有限公司”，原料包括：优质浓香型白酒、天然冬虫夏草、红枣、枸杞等。生产日期标注在包装内侧，为2016年12月21日。李某认为，某公司所售产品外包装没有标注生产日期、标注原料有“天然冬虫夏草”及标注中国著名品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应予退还货款并给予10倍赔偿。
【分歧】
关于本案的赔偿责任主体是谁，及是否应当退还货款并给予10倍赔偿，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的赔偿责任主体是某食品店，食品店只是在某公司租赁场地，独立经营、结算，与公司没有关系。另外，涉案产品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无需退还货款。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的赔偿责任主体是某公司，因为出具产品小票及发票的是某公司。某公司应当退还李某货款，但无需给予10倍赔偿。
法制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辉 通讯员 陶然
诉讼时效制度也称“消灭时效”，公民民事权益受损时，应当及时采取救济措施，否则一旦过了诉讼时效，即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近日，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法院审结了一起因超过诉讼时效而败诉的民间借贷案件。
原告万某诉称，其在2003年8月分两次向被告江某出借50万元用于帮助生产，约定年利率为15%。后在万某的要求下，江某于2005年11月出具了《还款承诺书》，对拖欠万某的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10万元，江某承诺2006年6月前返还20万元，2006年12月前返还20万元，余款20万元于2007年6月前一次性付清，否则从逾期之日起仍按年利率15%计算利息。后江某分文未还，万某于2019年3月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返还借款本息。
被告江某辩称，万某现在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而且相关款项早已通过现金方式返还，请求驳回万某的全部诉请。
作者：郝川，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西南大学教授
来源：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转引自：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微信号：kyhtlaw）
量刑情节能否作为计算追诉时效的依据是我国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刑法分则具体罪名的构成要件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从犯、未遂犯等量刑情节，但从罪刑法定的原则要求以及法定刑规定的宽泛性等特征来看，构成要件中包含量刑情节，因此适用量刑情节计算追诉时效的法定刑并未僭越立法权。法定刑的配置作为一种立法活动只能以报应为基础，责任刑情节决定法定刑的轻重，人身危险性没有存在的空间。另外适用从犯、情节严重情节升格法定刑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但应凝聚审判经验，将群体性经验转化为带有普遍或一般意义的规范，防止量刑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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